接著，探討台灣少子女化的趨勢。台灣總生育率(平均每位育齡婦女一生所生嬰兒數)的發展，自1951年的7.0一路下滑至2009年的1.0，且自2002年進入超低生育率國家(總生育率低於1.3)後，生育率沒有回升跡象，其生育率下滑速度為工業民主國家之冠，並名列全世界生育率最低國家，2010年總生育率僅0.895。

　　在少子女化的趨勢下，不僅會加速人口老化、勞動供給不足及人口負成長，亦會造成性別失衡和人際關係改變等問題，並使得公共制度必須面臨結構快速調整。首先，台灣人口成長率將從目前的2.05‰左右，自然增加47,728人，下滑到2017年接近零；接著，人口進入負成長，人力資本必須提升才能因應勞動力不足。

　　而公共制度因應調整時間亦相對較短，在1998-2010年間，新生嬰兒平均每年減少1萬2239人。以2010學年為例，全國二專、二技、四技、大學（含日夜間部）總計招收學生27萬4070人，平均分給163所大專院校，每校分得1681位新生。亦即，從2016年起，每年有7.3所大專院校招不到任何新生。四年後（2019)這7.3所大學就得關門。如果情勢不變，依此類推，到2032年，臺灣總計就要關掉將近90所大專院校，因此，學校的退場與轉型必須同時進行。

　　在人際關係部分，家庭關係中的手足軸消失，親子軸成為兒童發展的主要家庭關係。家長寵溺孩子，兒童儼然成為家中的小皇帝或小霸王，不利身心健康發展，且容易發展出現自我中心，不喜與人交往的性格特質；由於集家人寵愛於一身，不易培養挫折容忍力，亦缺乏承擔照顧弟妹，協助家務機會，不易培養責任感。從上所述，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必須同步調整，否則未來臺灣社會的人際關係與人力品質堪慮。

　　面對人口結構老化及少子女化的狀況，其對策應該是優先提高生育率，並從經濟因素、機會成本、社會政策和文化因素這四方面共同去推動及執行。在經濟因素部分，在經濟環境動盪不安之情勢下，將降低台灣家庭生育、養育下一代的意願，因而降低生育率；因此，政府應該著重解決降低失業率、提供穩定就業、提高受僱者薪資等經濟民生問題，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。

　　這裡所謂的機會成本，是指高教育水準的女性，在社會勞動參與的意願較高，大多會選擇延後生育或是不生育；因此，協助女性降低家庭照顧負荷，兼顧家庭照顧與就業機會，將有機會能夠提升生育率；而政府在社會政策上，應該持續推動兒童照顧公共化(去家庭化)的提升、規劃完善工作與家庭照顧調和政策（親職假）、提高生育家庭津貼給付水準等，其執行成效將會間接影響生育率的提升與否；且在文化因素上，如何提升幼年人口社會價值，在高度重視兒童價值觀下，亦為提升生育率的方法之一。

　　高齡社會的來臨是全球各個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，高齡社會的挑戰也是全面性的，包括健康照護、社會照顧、經濟安全、就業、住宅、交通、休閒、教育、社會參與等，而高齡社會中女性亦處在相對不利的條件下，因預期壽命較長而照顧家庭成員的期間也較長、需求他人照顧的期間亦較長、貧窮風險較高、社會參與較弱等。臺灣整體社會對於最適人口規模仍未有共識，但是超低的生育率已異於常態，若要等到社會建立共識後，才來提升生育率將為時已晚；當家庭不生育已逐漸成為臺灣社會中、青世代的常態價值，到時將會更難推動改善人口結構老化及少子女化的社會解決方案。